北京大学的人口问题专家穆光宗教授告诉记者。

建设资金不足，于是就搞金融体制改革。第三，要处理好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的关系，要从摸着石头过河为主变为以顶层设计为主。

过去30年，我们的改革虽然在总体上好像是利益导向，实现了所谓的帕累托最优，但是具体到每项改革举措上实际上几乎都是危机导向：粮食不够吃了，于是就搞农村体制改革。另一方面，改革初期，我们没有搞市场经济的经验，过去的那一套计划经济理论也不灵了，所以只能靠摸着石头过河，主要依靠基层的实践探索。等到经济增长速度慢下来了以后，才开始推动国内的金融自由化。因为在这一领域，利润太薄，又带有公益性质，民营企业不愿意干，但是低收入阶层的老百姓又十分需要，并且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第一，要处理好危机导向和利益导向的关系，从危机导向为主变为利益导向为主。

进入专题： 改革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党的十八大将对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作出全面部署，进一步明确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3）资本市场信用严重不足，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编制虚假的财务报表、制定有利于大股东的分红配股等手段，不断蚕食小股东的利益。

因此，商业银行的放贷，尤其是对中小企业的放贷更加审慎，中小企业基本不能获得信用贷款。因此，我国适宜建立一个独立的征信管理部门，联合相关的政府部在信用体系和信息体系比较完善的情况下，信用良好的企业，不但可以获得更大数额的资金融通，而且融资成本相对较低。中小企业在我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有些企业为了逃避税收，人为编造收益远低于实际的财务报表，但这样做却影响了企业向金融机构融资的能力。

如何帮助中小企业走出融资困境，已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而信用较差的企业，则只能获得较低数额、较高成本的资金融通，甚至被拒绝资金融通。

例如，国务院于2006年10月5日建立了专项资金，由国家财政预算安排无偿资助或贷款贴息等。四大国有银行也早在1998年就开始相继成立了中小企业信贷部。建立和健全信用体系和信息体系，必须由政府牵头建立中央数据库，监管部门和企业（包括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参与，实现资源共享。建立和健全信用体系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突破口 各级政府、监管部门近年为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采取了多项措施和政策。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不良率比平均不良率高出约50%，信用信息不对称及贷款质量差严重影响了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换言之，为什么佐利克不知道中国何时才会经济崩溃？又有谁能够准确预测中国经济的命运呢？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并非中国经济崩溃的命定论者，我也认为西方的所谓中国崩溃论，常常低估了中国情势的复杂以及中国在处理自身事务方面的弹性与智慧。从数目字管理的第一个方面来说，法治原则目前还未成为中国经济生活的指挥棒，道德伦理（如诚实守信）和政治逻辑（如GDP主义）依旧统御着中国经济的诸多方面，尤其当宣称的道德伦理和实际运行的政治逻辑有冲突时，会愈发使得中国的经济显得扑朔迷离，让人难以理解和把握。总而言之，中国当前的数目字管理水平，不足以支撑政府对于经济的精细管理与科学决策。

世行行长佐利克一向对中国形势持较为乐观的态度，但是基于这份权威的报告，他也不得不表示：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中国将有可能面临毫无预警的经济崩溃。相比之下，数目字管理的第一个方面是更为重要的，因为统计技术和制度安排，总是受制于经济管治中所奉行的具体原则。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目前中国的高房价应该使得大多数城市居民无法在城市购房，但是现实中他们拥有房产的比率，显然超出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所能解释的范围。另一方面，数目字管理指的是通过各种具体的统计技术和制度安排而对经济的各个方面有着细致、及时、客观和精确的把握。

但是我的担心在于：如果连中国人自己都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到底有多复杂，又如何保证中国采取的各项政策合适得当呢？在很大程度上，我的这一疑问来自于黄仁宇先生在其成名作《万历十五年》中所反复阐述的观点：中国缺乏数目字管理的传统。再次，中国的许多统计口径与国际通行的统计口径不一致，因而导致所得到的许多统计数据并不具备国际可比性。根据黄仁宇先生的理论，一国的数目字管理水平可以反映其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达程度。这是一个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已经寓含在对问题的分析之中了。的确，许多人在名义收入之外的各种隐形收入（并不限于腐败等灰色收入，也包括各种兼职收入）没有被统计。如果这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或是缓解，那么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将会因为谎言与谣言的盛行而遭受严重的破坏和打击。

最后，不少领导对于数字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甚至因为有时不断调整自己所设定的统计口径，使得就某一统计项目进行时间上的纵向比较经常也很困难。

这样的分析固然不错，但引发我深思的是佐利克所谓的"毫无预警"的问题。各种政策指标常常采取层层摊派的方式来运作。

的确，如果中国一直缺乏有效的数目字管理，那么任何人都很难了解和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因而很难在危机来临之前发出预警，更谈不上积极有效的政策干预。来源:联合早报 进入专题： 数目字管理 。

而官方统计数据的偏差年年叠加起来，极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对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做出错误的判断，进而导致错误的政策和行动。一方面数目字管理指的是法律应该取代抽象的道德伦理，或是政治逻辑而成为一种基本的经济管治原则，如此才能减少不确定性而使得各种经济活动更具可预测性与可计算性。该报告指出，中国当前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传统的发展路径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中国必须调整发展战略以维持可持续发展。也有人分析说"毫无预警的经济崩溃"这样的论断毫无意义，因为这等于是说佐利克并不知道中国什么时候经济才会崩溃。

而各地方为了完成上级摊派的任务，又常常根据上面的要求，反向计算各个具体的指标，然后根据这些计算得来的数据，再对实际的数据进行"包装"和"加工"，使得最后上报的数据，恰好符合上级所设定的目标或要求。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今年联合发布了题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报告。

其次，官方对于中国人均收入的统计存在较大问题。从数目字管理的第二个方面来说，中国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上：首先，从媒体的报道很容易得知，中国拥有未知规模的地下经济体系，包括地下钱庄、博彩业、色情业和毒品交易等产业，而官方的经济数据却无法对之进行有效和准确的统计，更加无从评估其对合法经济体系的影响。

此论一出，立刻招致多方批评，不少人认为这是西方曾经流行的中国崩溃论再次抬头。故而黄仁宇先生认为近代中西方的发展差距，主要还是由双方在数目字管理上的差距所致。

我认为宜从两个方面去理解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数目字管理。结果自然是"村骗乡、乡骗县，一骗骗到国务院"（本文作者傅峙峰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地方政府融资渠道无非是两个，其一是银行和信托等间接融资，其二是发行债券等直接融资。

由于地方平台债务压力等因素束缚，市场也担心地方政府在融资方面存在困难，不过在中国，融资往往会被行政力量所干扰，所以难以一口咬定地方政府融资没有上升空间。1-7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新开工和到位资金数据已略有改善，但远远不够，最新公布的7月份新增信贷又低于预期，其中中长期贷款还是增长乏力，因此还需要继续观察。

这样一来，资金来源必然是更多依赖于融资，尤其是民间资本目前对新开放的投资领域并不积极响应的情况下。第二，各地方政府开始抛出各种投资计划，计划周期长短不一，但规模都相对较大。

无论是税收收入还是土地收入情况在今年均不如人意。如贵州的3万亿元投资计划，长沙的8000亿元投资计划，南京和广州也发布了各自的投资计划。